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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贪腐与廉政] 检察官实名举报领导竞聘造假3年无果 辞职回家务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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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3-11-20 21:0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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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官实名举报领导竞聘造假3年无果 辞职回家务农

2013年11月20日 15:02
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:刘子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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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张旭民:辞职维权的检察官
因怀疑暗箱操作,一位检察官历时三年对现任领导公开实名举报,递交辞职报告时他说,“连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,还当什么检察官”
本刊记者 刘子倩 发自太原
53岁的检察官张旭民曾将百余名犯罪嫌疑人送入监狱,但在他检察官工作的最后阶段,他“挑战”的对手变成了曾朝夕相处的同事。因怀疑上岗竞争票数问题,继而怀疑整个程序有问题,张旭民举报单位领导,并为此上访。
张旭民要举报的是现任山西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严奴国。在这个实名举报蔚然成风的年代,记者检举官员,情妇揭发贪官,但在职检察官实名举报自己上司,极为罕见。听了他的决定,亲友们表情错愕:你疯了吧?
不仅如此,2013年8月,张旭民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递交了辞职报告,一个月后,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常委会上,决定免去张旭民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的职务。
整个事件其实并不复杂。2009年,山西省检察院的一次处长竞岗过程中,张旭民意外落选,他觉得事有蹊跷,在调查中发现计票过程存在问题,因此怀疑竞争上岗过程中,涉嫌暗箱操作。
一场长达三年的举报拉锯战就此展开,事件也变得愈发复杂和敏感。张旭民原来只希望通过举报公布调查结果,还他选票清白,最终却以他辞职宣告结束:“我连自己的权益都维护不了,还当什么检察官。”
“一根筋”的检察官
1960年,张旭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,是家中6个孩子的老五。张旭民的童年记忆几乎都是黑色的。他小学入学的第一天晚上,红卫兵冲入家中,押走了身为保德县委书记的父亲,打成“走资派”,关在一个废弃窑洞里。武斗开始后,整个县城断粮、断水、断电,张旭民帮着哥哥姐姐将沾上水的破毡子挂在窗上,防止子弹打进来。
“官二代”张旭民在十六岁那年,初中毕业回到老家保德县化树塔村插队,在林场里学育苗育种,一干就是三年。37年后,这门手艺再次成了他的谋生手段。
文革结束后,张旭民到父亲所在的忻州运输公司当了一名学徒,先当售票员,又考取了驾照。1982年,忻州地区检察分院到运输公司招收会开车的法警,技术和文化考核成绩突出的张旭民自此进入了检察系统。
在检察院,一位领导建议他在担任法警的同时,学习业务知识。张旭民开始参加案件讨论,当起书记员。1984年,中国政法大学在山西函授招生,80人报考,最终只录取了8人,张旭民名列前茅。一边学习一边办案,政法大学教师每个月到太原集中上10天课,“讲的内容与在校学生一模一样。”张旭民特意强调。
不久,张旭民成为助理检察员,开始主办案件,担任公诉人。当时没有复印机,为了短时间内看完卷宗,张旭民经常通宵做阅卷笔录。忻州检察院原纪检书记郎俊芳至今还记得,张旭民在庭上只带公诉提纲,所有公诉意见都印在脑子里,在法庭辩论时口若悬河,逻辑清晰,提问丝丝入扣。张旭民皮肤黝黑,国字脸,说话铿锵有力,“法庭上一开口就有震慑效果”。郎俊芳回忆。
郎俊芳眼中,张旭民办案认真,为人正派,但性格过于耿直,说话从不拐弯抹角,容易得罪人。
在忻州检察系统,张旭民是出了名的“一根筋”。1987年,他在忻州地区检察分院工作时,办公室经常发生盗窃,不少同事背着老婆藏在抽屉里的“私房钱”被偷,铁皮柜里的卷宗被翻得乱七八糟。当时,公检法集中在一个院子办公,多次向公安报案都未有进展。
年轻气盛的张旭民主动申请值夜班,并放话:一定抓住小偷。守株待兔多日,张旭民与一名同事配合,终于把窃贼候个正着。开灯一瞅,傻了眼,小偷居然是隔壁法院民庭庭长年仅16岁的儿子。同事蒙了:“怎么办?”“没啥好说的,送派出所。”张旭民说。
第二天上班,检察院专门开了表彰会,给张旭民发了奖状,奖金一百元,相当于他两个多月的工资。但大院里的人不以为然,抓的孩子是院里的子弟,内部教育即可,没必要兴师动众地扭送到派出所。不少人觉得,这个小伙子爱出风头:“低头不见抬头见,你让孩子家长怎么看你。”
张旭民不以为意:我帮他教育儿子,有什么错吗?
“不通过组织程序,师出无名,我不干”
凭借这股执拗劲儿,张旭民连续两年被评为全省优秀公诉人,1988年,调入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起诉处。
这是张旭民功成名就的起点,也是他最终黯然神伤之地。1995年,张旭民因在两个涉黑文物犯罪集团公诉中表现突出,荣立三等功,一年后被提拔为省检察院起诉处副处长。
1998年12月,专案组接到线索,一起盗墓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趁夜潜回老家。原本抓捕工作由公安负责,但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有政法系统的“保护伞”,张旭民主动要求参加抓捕行动。
几名警察跳进院中实施抓捕,犯罪嫌疑人从后窗顺势上了房,守在墙外的张旭民也跟着爬了上去。未曾想,犯罪嫌疑人躲在烟囱后,抄起一根木棍朝张旭民劈了过来,张直接从近四米高的房顶跌落下来,颈椎受伤,左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。
这次腿伤跟随了张旭民的后半生。从1998年至今,他住过8次院,做过7次手术,由于肌肉萎缩,如今走起路来仍有些跛,最终民政部门认定为五级因公伤残。受伤一年后,张旭民荣立一等功,被授予山西省劳动模范称号。
但他的健康已受到严重影响。2004年,他离开一线,被提拔为正处级检察员,调至检察院巡视组。
他的一根筋性格却没有改。2001年单位机构改革时,张旭民刚出院上班,发现无论是单位排名,还是更新的通讯录上,他都排在试用期副处长的后面。他直接跑到检察长办公室讨说法:“我已担任副处长五年了,怎么会排在试用期副长处后面?”
2005年,检察院发放医疗补助的名单中遗漏了他的名字,领导告诉他,写个说明交上来,就可以把钱补上,“我不写,本来就要发给我的。”张旭民转身走了。
2006年,省检察院决定对处长岗位进行推荐。张旭民到推荐现场才知道,名单里没有自己。领导找他谈话,表示作为正处级检察员,可直接为他安排实职岗位。但张旭民却不同意:“不通过组织程序,师出无名,我不干。”
张旭民的一位同事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因遗漏张旭民的名字,政治部主任还在大会上公开检讨。“他自尊心太强,太好面子。了解他的人说他好,但不了解的则觉得他太拧,和部分同事相处并不是很融恰。”
可在张旭民眼中,作为检察官,如果连程序正义都做不到,那公平正义都是空谈。
“申请选票公开是我的知情权”
时间来到2009年3月,山西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竞争上岗考核,以推荐、笔试、面试的形式,对十个处长、十八个副处长和十八个处级检察员岗位进行公开竞争,时任政治部主任严奴国担任竞争上岗办公室主任。此时,张旭民所在的巡视组已被撤销,分流到人民监督员办公室,这被视为闲差中的闲差。不甘寂寞的张旭民决定参加竞争一个处级岗位,他是报名者中唯一竞争平级岗位的处级干部。
60人报名参加处长岗位竞争,按照规定,推荐、笔试的前30名入围面试。在300名副科以上干部以无记名民主推荐中,张旭民得了37票,笔试成绩75分,排在40名之后。但张旭民自己估计,他的得票数应在一百张左右。他向投过他票的同事征集签名为其作证,待签到20多个时被领导叫停,通知他政治部将启动复核。
他向院党组提出口头申诉,要求公开选票,“开始凭的是职业敏感。”张旭民说,他对自己的为人和能力颇为自信,早在2001年,单位推荐省劳模时,17个支部投票,他得了12票。
张旭民找到时任检察长反映选票情况。检察长告诉他,按程序规定,政治部应有一份计票汇总表,上面记录每个参与者的得票总数,有政治部副主任、监察处长、机关党委书记的签字,可供查证。
但严奴国却对张说,汇总表已经与推荐票一起密封了。张旭民又分别找到有权力在计票汇总表上签字的三人,只有监察处长承认在汇总表上签过字,但并未留意具体票数,其余二人都明确表示,没有在汇总表上签过字,其中一个人,当时并不在计票现场。
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表格与签字问题,都纠结不清,张旭民决定,向院党组正式提出申诉。严奴国劝他,正值领导变动,这样可能引起混乱,要考虑后果。张旭民生气地回答:“那从现在开始,我公开举报你。”
当年6月,新任检察长上任,张旭民再次提出申诉,还将申诉书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山西省委组织部。半年后,政治部通知他,正式受理申诉。可仅过了五天,张再次接到通知,复核中止。这一切都让张旭民越来越相信:他的推测可能是对的。
2010年4月,张旭民向中央巡视组投寄了申诉材料。7月,政治部告知,将受理申诉。但一个月后,调查组向张通报了调查情况:复核了涉及张旭民的两袋推荐票,其中一袋密封,另一袋没有密封,张旭民共得37票,与公示票数一致。张问:为何一袋没有密封?密封的有无纪检组公章。调查组回应,没有公章,只是糊着白纸条。张追问:除推荐票外,是否复核计票表和汇总表?调查组组长回复说,调查没有发现这些表,政治部没有提供,也不清楚是否有这些表。结论:复核无误。
张旭民自己也在暗自调查,他找到总监票人、计票员和监票工作人员,请他们讲述计票过程并录音取证:总监票人说,计票分四个组,每个参竟者的公示票数均应是四个组计票表的汇总;计票结束后,推荐票全部由纪检组盖章密封。
密封袋被开封,没有公章,计票表和汇总表失踪……张旭民多次追问,调查组的解释是:推荐票档案袋没有密封和盖章,确实是不严谨,至于计票表和汇总表找不到,则不在调查范围之内。
不过,张旭民到调查组负责人处查看档案袋存放照片时意外发现,除了涉及自己的两袋外,其他6袋均盖章密封。“那张图很大,我看得很清楚。”张旭民说,但他要求拍照时,负责人拒绝了。
一些同事和老领导私下劝他放弃申诉,没凭没据怀疑组织,后半辈子毕竟还要在检察院大院里生活。张旭民反问:“申请选票公开是我的知情权,他们没有猫腻为什么一推再推。我的申诉就跟提起公诉一样,没有正当理由为什么要撤诉呢?”
但意外接踵而至。一次散步时,他被一青年撞倒,导致伤腿的股骨头坏死,女儿停放在家门口的新车也被砸。张旭民妻子劝他,“你要想想女儿还在政法系统工作。”
“开弓没有回头箭。”张旭民回答,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“我在潜意识里,没有觉得这是自己的事,还以为自己是在办案。”
“这哪里是抹黑,明明是洗脸”
多次调查结论仍是复核结果与公示一致。张旭民开始给中纪委、中组部邮寄举报材料。挂号信的回执单装了满满一信封,至今无一回复。一些如今已是地方检察院领导的老同事不约而同地劝他,该拿的荣誉都拿了,该歇歇了。
张旭民却开始给老同事“普法”,何为程序正义。他说,好比买东西排队,人人都能得到公平,若容忍一个人插队,秩序就被打乱了。
“如果打乱了还没人制止、纠正或者较真,公共秩序只会越来越差。”如今,诸多违法的公共事件引发争议,在张旭民看来,做到程序正义才是杜绝错案冤案的关键。
2012年12月,张旭民第一次在网上发帖举报。半年之后,他进京上访,向中纪委举报中心、中组部信访办递交了举报材料。媒体开始关注,单位劝告他不要给省检察院抹黑,“公开解决问题不好吗?”张旭民说,“这哪里给单位抹黑,明明是在洗脸。”
时间到了2013年,事件仍无结果。省检察院宣传处一位负责人接受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采访时表示,省纪检委、省政法委和省组织部都曾参与调查,投票完毕确实按要求完全密封,不过开口也是自然现象,“我们几百人投票,如果篡改的话,那要多大的工作量。”
   “他太要强,有个性,不能正视问题,走不出心理困境,其实对于个人升迁要正确看待,不要跟组织过不去,这样不太合适。”这位负责人说。
可张旭民不这样看,他说即便成功竞争上岗,如果领导明确希望他把位置留给年轻人,他也会爽快应允,“我要的是一个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过程。”
    2013年8月,张旭明提出提前退休,并递交了辞去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法律职务的报告。一个月后,辞职被批准。最近,他向再次来到山西的中央巡视组寄送了举报材料。他说,这将是自己最后一次举报。
如今,他与堂弟合伙在老家盖了上千平米的羊圈,包了200亩荒山,计划搞农业开发,自己育苗,植树造林。“没想到,16岁学的技术又用上了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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